全球播报:50年50人｜张丽玲：《红楼梦》里走出的日本电视台社长

在东京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银座，张丽玲和她的大富电视台就位于其中一栋颇有年代感的办公楼之上。在这里，她和同事们每天都在为制作中日双语的各种电视节目而努力工作。

(资料图片)

大富电视台办公室  澎湃新闻 图

时间回到33年前，当时张丽玲已经因为饰演87版《红楼梦》中的丫鬟娇杏等一系列角色而在圈内小有名气，但她却在此时选择去往日本留学。

“那时有一种想法，总觉得如果是要走在时代浪尖上的人就都需要往国外走。我虽然在北京工作生活，但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都出去了，感觉自己好像很落伍似的，所以就萌生了出去闯一闯的想法。”如今的张丽玲仍记得当年的心路历程。

在这之后的旅日生涯中，她先后进入大仓商社工作、筹建大富电视台、推进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在日本落地。而这些经历之中最为人熟知的，还是她在工作之余自筹资金采访300多人拍摄系列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，其中《小留学生》《年轻人》《我的太阳》《家在我心中》等故事现在还时不时在中日两国被提及。

在同事们或者同行们的口中，现在的张丽玲更多被称为“张社长”或者“董事长”，其形象也更贴近“职场女强人”，但在熟悉她的朋友眼里，张丽玲始终还是那个“逐梦者”，那个一句日语都不会说，手拿8000日元独自闯荡异国他乡的留学生。

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，对于张丽玲来说，利用电视平台推进两国民众了解，加深两国友好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使命。

张丽玲 澎湃新闻 图

从《红楼梦》演员到赴日“逐梦”

澎湃新闻：您参演过87年版的《红楼梦》和88年版《聊斋》，当时您在国内肯定已经有一些名气和基础了，但依然选择到日本留学。您来到日本之后，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？它和想象中的差距大吗？或者和中国的区别大吗？

张丽玲：来了日本以后，觉得和在国内感受到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时候国内在物质方面相对比较匮乏，而日本当时就像我后来拍的纪录片《彼岸的青春》第一集中嘉宾韩松说的那样，“天堂可能也就是这样子”，能感受到差距是相当大的。

到日本之后，我最不习惯的就是语言差异，我之前完全不会日语，也不是很爱学习的。到日本以后我在打开电视时才知道这个语言是这么难的，我觉得我是学不会了。我记得有一天我买了一包方便面，里面有一包干燥剂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以为是调味料，就把它放进面里去了，结果很难吃。打那之后我觉得如果不好好学日语，在这里就没法生活，从此之后我就玩命学习日语了。

一开始我以为日本的文化都是从中国唐朝那时候“搬”过来的，所以应该很相通。后来才慢慢发现，虽然我们共同用汉字，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很精通，但实际上两者很不一样，我有时觉得甚至比中国和美国在文化上的差异还要大。我在日本待了大约33年，待得越久，我越觉得日本人和中国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的文字是相通的，心灵也是相通的，所以我觉得即便有差异，但双方之间还是能很好沟通的。

张丽玲接受采访 澎湃新闻 图

澎湃新闻：您在日本的大学学习的是舞台导演专业，但是毕业之后却进入了日本商社工作。我们了解到您当年从事和啤酒酿造相关的工作，这样的一份工作可能跟您一开始的专业并不契合，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

张丽玲：我当时没有执着于一定要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。既然来到了日本，我就想了解一下日本的文化、历史，还有为什么在短时间内日本经济如此迅速腾飞。所以我就想找一家有信誉、有实力，同时又能感受到日本文化的公司。然后我就查到大仓商社，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公司之一。我事先了解到这家公司有中国统筹部，我想我进去以后一定是被分配到这个部门，这样我既能了解日本社会，同时还可以发挥我会中文、是中国人的优势。没想到三个月实习以后，我被分配到“啤酒酿造原料部”，当时我十分震惊，马上去找人事部部长。我说这样的安排十分不合理，他说任命是不可以推翻的。我说这又不是在军队，他回我说“这就是和军队一样的，任命就是命令，只能执行，要是反抗或者是不服从，那就辞职”。然后我又去找公司专务，专务就跟我说，之所以把我安排在啤酒酿造原料部，是因为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，现在相关业务刚刚起步，只要我在这个部门学习好、消化好，相信未来回到自己的国家一定能做贡献，我非常感动。

在这家公司暖心的故事还有很多。我工作半年就开始筹拍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这个片子了，富士电视台的人告诉我必须征得所在公司同意（才能开拍），后来我就去和我们部长说这个事，他说我们部门有66个人，这66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反映拍摄影响了我的本职工作，我就必须停止拍摄或者辞掉工作。最后结果就是我部门的前辈承担了我一半以上的工作，放我出去拍摄。

纪录片《小留学生》中的小留学生张素

拍完“留学生活”再搭建“划时代桥梁”

澎湃新闻：回到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这个纪录片的问题上，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想到去拍这个纪录片呢？您的初心是希望促进两国的了解，还是说有您个人的一些考量？

张丽玲：当时没有想那么多，在我踏入日本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想拍（纪录片）。当时与我一同赴日的飞机上那些同胞给我的冲击非常大。我自己是一句日语都不会，到了一个异国他乡，手上就8000日元。而站在我前面的同胞，有九个特别大的行李箱，身上还背着东西，他又兴奋、又不安，那种表情刻在了我心里。我当时就想我们都是同样的命运，要是有一台摄像机就这么跟着拍摄，肯定会出现特别动人的故事。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可以把所有都放下，赤手空拳到异国他乡，我觉得太震撼，太触动我了。所以一直在心里默默想着，一定要记录下来我们整个留学生活。所以到大仓就职半年后，生活一安定下来，我就觉得该开始做这件事情了。

我当时没有选择拍摄对象，只要是留学生全部都是我的对象，我不停地去说服他们，拿着摄像机一个个见他们，能当场同意让我拍摄就直接跟拍了；当场说服不了的，那我就放弃了。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拍了300多人。我前几天还碰到一位80多岁的日本老人，一听说我是中国人，他竟然问我“有一部《小留学生》纪录片你看过吗？那部片子很感动的”，我回答说就是我拍的，他很激动。一部片子为什么过去20多年了，他们日本人还能记得？我认为这值得我们的思考。

我自己的想法是，第一，日本人是很在乎过程的，这部片子记录了留学生在日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过程，过程中大家所体现出来精神和情感是共通的。第二，当时我自己是留学生，我跟他们是一个视角，所以我就不会去问他们为什么要来留学，那种高高在上的或者是俯视的提问是不可能有的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留学生，我就很知道他们的处境、心境和不易，所以就很容易让他们敞开心灵。而只要是这种发自内心、很真实的东西，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。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方面打动了日本人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其实情感是没有国界的，中日两国人民也是完全可以沟通的。

澎湃新闻：既然这个纪录片已经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，后来您为什么又转型做电视台的落地工作，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呢？

张丽玲：就像您说的，我认为就是机缘巧合，我自己其实从来没有这个方向的考虑。我只是觉得我在大仓的时候大家对我非常好，我想把这个纪录片拍完以后回去报答他们。我总觉得把这个纪录片拍完以后，我本应该给公司去做更多贡献，当时我只想了这么多。就在纪录片还没播出的时候，有中国国内媒体的人员到日本访问，和我说他们希望在日本落地。我当时的感受也是在和日本人接触以后，发现他们十分不了解中国。我觉得电视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一种方式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。

当时我不认识其他的公司，我只知道大仓和富士电视台。我自己（工作）的公司大仓方面说他们是一家商社，跟电视业务毫无关系，也毫无兴趣，说除非我拉进一家（日本）媒体参与。然后我就又去说服富士电视台。当时有朋友就跟我说，要是能把富士电视台拉进来，本身就是“外交胜利”。当时就是“无知者无畏”，后来最终结果就是两家愿意出资，为这家国内媒体在日本落地专门成立一个公司，叫大富。我还记得我们电视台刚落地的时候，《日经新闻》连续三天头条刊登。日本所有主流报纸也都说我们是划时代的桥梁。

后来到了2012年，我们的节目就实现双语播出了。一般的日本老百姓打开电视，不需要中文都能直接看得懂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就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最直接的窗口。当时程永华大使也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两次发表贺词，说我们这个频道的作用和意义还是重大的。我们每年有40多场直播，只要是有关于中国重大事件的发布，一些媒体朋友和政界人士、学者都会第一时间守在电视机前看（我们的节目）。

澎湃新闻：从大富电视台在日本走过的24年经验来看，您觉得中国媒体应该如何“走出去”和落地，以寻求被当地受众接受，助力所在国与中国之间加深相互了解呢？

张丽玲：在20余年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，本土化不仅是一种运作模式，也是放眼国际，展望未来的思维方式。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，尊重适应当地国的经济、文化、政治环境，接受当地风俗习惯，重视并积极努力深入植根当地受众，以寻求被当地受众接受，助力所在国与中国之间加深相互了解的捷径。虽然我们切身体会走这条本土化“捷径”很辛苦，并且需要持之以恒，然而走本土化发展道路，入境随俗，尊重包容，才能同体共生，这的确是24年来引领我们不断取得喜人成果的阳光大道。

中日关系是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

澎湃新闻：作为一名在日本工作的资深媒体人，在当前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背景下，您觉得两国亟待破除的误解有哪些？

张丽玲：我觉得日本媒体比较喜欢报道负面的事情，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本国的负面新闻。所以对中国可能也有一定的偏见，报道是比较片面的。同时日本民众又比较信任媒体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影响比较大。

之前有一些民意调查的结果说两国民众好感度较低，我觉得这并不能完全证明中日之间关系很差，就像一对夫妇，双方都共同怀揣着美好的愿望，想一直在一起，但是结了婚以后，越接触越会发现对方问题很多，不停吵架，但是也不会离婚。我觉得现在中日关系就是这种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完全不可分割的状态，这样密切的关系肯定有很多的问题。刚才我也说了，大家对事物的认识不同，价值观也不同，自然就会有很多问题和矛盾。其实我在民间接触到的日本人还是非常友好的。日本也还是有很多朋友对中国很友好，并且很希望中日关系能一直保持稳定，持续友好下去。

澎湃新闻：您在日本工作生活几十年，未来我们总归是要把这份事业和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，他们在中日两国的交流和友好方面也肩负着重大的责任。您对两国年轻人和下一代有哪些寄语和期待？

张丽玲：现在两国年轻人视野广，知识面也广，不像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连电脑都没有。但同时这个时代也面临着选择和判断，这很需要自身的定力和实力。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自己去思考，去判断，要有梦想。尤其我认为中日关系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人云亦云，不要随波逐流，要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。现在关于中日之间的有些报道是很片面的，要自己去判断去思考，自己去体验接触。总的来说，年轻人要有理想，要有信念，而且在中日之间要有自己的主心骨；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，而且要有责任心。此外，更重要的是还要坚持，有一句话叫“坚持本身就是力量”。

【人物简介】

张丽玲，1989年赴日本留学，1995年东京学艺大学毕业，进入大仓商社株式会社就职，后历经4年时间拍摄制作的大型系列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：在日本的日子》，其中的《小留学生》《年轻人》《我的太阳》《家在我心中》在日本电视台播出后，收获高收视率并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反响，《小留学生》一片获得2000年“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”最佳纪录片奖。1998年起，张丽玲出任株式会社大富（卫星电视台）董事长。